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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干達

難民青年宣揚和平

每天早上，昨晚發生的事情都會在烏干達的比迪比迪四處散佈。這個世上最大的難民安置區裡沒有電台和報章，新聞只是透過口耳相傳，內容大概都是某人遇劫，那裡發生打鬥，或者是斬人、強姦等事件。

十六歲的西蒙說：「一切都是出於誤解，當人互不了解，或者意見不合時，就會訴諸武力。」十八歲的科倫思則說：「我們失去了很多同胞，很多家長。一些少女在路上被強姦，有些甚至被殺。」

西蒙和科倫思解釋著為何很多人內心帶著怨恨，是因為他們在逃離南蘇丹前，經歷了一些突如其來和難以忘懷的事情。科倫思所住的村落遇襲時，她身處學校，她很快地找到哥哥和弟弟，馬上逃跑，一跑便跑了兩星期。她憶述：「我們留下了父母。爸爸死了，只有媽媽活著。」

西蒙也憶述：「在2016年，南蘇丹的社會環境開始不穩定、不安全，我們因而逃到烏干達。那時，他們任意攻擊人。」西蒙與母親和兩個兄弟徒步走了一星期，逃離南蘇丹。

科倫思和西蒙都在一年多前到達。科倫思說：「我們抵埗時，遇到很多挑戰，例如沒有棲身之所，沒有地方睡覺，也沒有食物。」直至正式登記成為難民後，才獲得一小片土地，建造小屋。她還報讀中學，現時就讀第十一級。西蒙一家也得到土地興建棲身之所，他現時就讀第九級。雖然能夠生活於和平的國家，可以上學，並得到宣明會定期的糧食援助，但他們仍然面對各種困難。

西蒙解釋著說：「這裡很多東西都需要錢，不像在南蘇丹那樣，可以自行耕種。這裡不是我們的地方。」他又說，水源供應不穩，欠缺柴枝煮食，也為難民增添生活困難。對於南蘇丹發生的衝突，西蒙說：「如果人不懂得分辨好壞，就只剩下部落主義。」但是，西蒙、科倫思和營內的其他青年正努力消除那股張力，使暴力不再重現。西蒙說：「現在，我看到自己的生活，是如何因為參加和平會社而帶來改變。」

宣明會協助組織和平會社，培訓會員和提供物資，使會員可以舉辦活動，在難民和當地社區中宣揚和平。每星期，各個十五至五十人的小組都會舉辦聚會，參與宣明會編排的和平課程，從中學習如何促進社區和諧，在不訴諸暴力下解決衝突，並建立和平的文化。去年，超過一千三百名青年參與。

科倫思說：「我們有很多活動，例如話劇，幫助我們加深彼此了解，以及處理自己的情感。我們要放下過去發生的事情。」

西蒙說：「社區人士很需要知道甚麼是和平，以致不會再起衝突。」和平會社每月都會在社區中舉行外展活動，讓家長、青年及社區人士明白部落主義的危險性，如何避免暴力，建立更凝聚的社區，以及如何和平地解決衝突，即是西蒙口中「所有我們在和平會社中學到的東西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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緬甸

師生增進防災知識

為了提升師生的防災意識，宣明會為來自緬甸萊古鎮和茂比鎮三十間學校的老師提供「訓練者培訓」，使他們在學校舉行校本防災培訓。參加者學習各種防災措施，了解如何減低災害的危險，並加強災後的復原能力。

完成訓練後，老師把所學帶回學校，在早會向其他師生講授，使所有人都作好準備，應付災難的各個階段（災前、災中和災後），以致最後孩子、家人和社區人士也能分享所學，帶來改變。

制訂逃生計劃時，老師鼓勵學生參與討論，各抒己見，討論風險、脆弱性和能力。孩子也提出了幾個可行的避難所，當災難在上學發生時使用。

來自萊古鎮的小學老師滕林昂說：「在上培訓班前，我們對災難缺乏深入的認識，也不清楚在校內遇到災難時，應該如何應對。我們的校舍沒有任何緊急出口或滅火筒。在培訓中，我們學習了災難時的應變步驟，以保障安全。我們也學會如何正確地使用滅火筒。」

之後，大約八百七十名孩子接受了培訓，學校也舉行了演習，並派發資料，讓學生熟讀緊急情況時需要作出的安全措施及自我保護方法。「發生火警的時候，我們要保持鎮定，盡量不要走散。我們要用濕布覆蓋鼻子，跑到沒有煙的地方。如果學校發生火警，我們要用滅火筒救火，並使用緊急出口。」十二歲的班努說。

滕林昂老師又說：「孩子現在會告訴家人，在遇到災難時，應該如何應對，怎樣按照步驟逃生。那種意識在社區中傳開，當災難真的來臨時，大家都會作好準備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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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明人語

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

作者：Angelo Mathuch（南蘇丹宣明會信仰及發展統籌）

童年時，我已經看盡邪惡，但我選擇注目美事；我曾經受傷，卻沒有被打倒。正如《聖經》中的約瑟，我經歷過艱難的考驗，以致生命能夠彰顯上帝的作為。

我的故事由媽媽一個不祥的預感開始。「世界要被摧毀了。」媽媽跟朋友說。我那時候完全無法想像這是什麼事情，然而，只有八、九歲的我從媽媽眼中看到了憂傷。她們正在談論在蘇丹北部醞釀的內戰。當時的總統加法爾・尼邁里在1983年宣佈解除南部的自治權，並把蘇丹全面伊斯蘭化，意味著他廢除了自己十一年前簽署的和平協定。同年，南部的人起來反抗，組成蘇丹人民解放軍。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極為血腥的衝突，估計奪去二百五十萬人的生命。

在1985年，我們聽聞不同部族在各大城市附近互相衝突。在特威克郡，我們北方的鄰居恩哥克人告訴我們，他們的牲口被美西里亞部落搶掠。這些衝突並不罕有，但在以往，搶掠者的目標只是牛隻，從來不會殺死放牧者。然而，這趟不僅牲口被奪，男人還被殺，女人被打，孩子更被擄去。我們的村落開始接待逃難的人，聽到更多更可怕的故事。我很擔心，但我沒有想到，殺戮終於來臨。

數月後的一個晚上，報信的人逐家報告：是時候離開了。媽媽拉著我和其他孩子逃走，後來我在附近一處樹叢醒來，發現一位鄰居被殺了。這時，我才開始明白「世界要被摧毀了」的意思：在我們這邊的世界，生命正被摧毀。

之後，幾乎每兩個月都有襲擊發生。我們有時要在森林裡躲藏數星期，甚至數月。在1985至1986年間，我們的牲口被遊牧民族搶掠。所有壯男都想加入組織，驅趕遊牧民族。1987年初，敵人再次進犯，我們及時逃到森林躲藏，在那裡逗留大約三星期。回家時，卻遇上了一生中最嚇人的場面。除了兩間房子，整條村落都被燒焦了。我們沒有地方睡覺。我首次嘗到無家可歸的滋味，也為失去的一切而哀哭。

我跟媽媽說我要去邦高，但她不准我提起這事。之前，她已經數次拒絕我，說我年紀太小。我開始提出要去邦高，是七歲的時候。但是，我這一次十分堅決。我厭倦了眼睜睜看著生計和財物被摧毀，我覺得無助。當媽媽意識到我可能會突然消失的時候，她終於容許我離開。在1987年七、八月時，我離開家鄉，前往邦高。數以千計的男孩徒步走了八百公里，卻大失所望。旅程持續三個月，我們最後到達埃塞俄比亞。

我想不到再次踏足家鄉，與媽媽重聚，竟然是廿年後的事情。在蘇丹和埃塞俄比亞邊境，我看見很多逃難的人在吉羅河遇溺，在波查拉則遇上轟炸和饑荒。我們又走了三個月，在轉往肯尼亞洛基喬基奧的時候，又看見卡波埃塔被轟炸的可怕場面。

當我抵達肯尼亞難民營時，看見宣明會工作人員向流離失所的人派發食物，包括我。想不到他日我竟然成為其中的一分子，幫助他人。我在營地裡讀了八年書，熬過難受的難民生活，與一群「失落的男孩」後來被送到美國，與當地家庭同住。我在二十七歲時畢業於美國密歇根州的安得烈大學。在2007年底，我決定返回家鄉，因為我知道蘇丹南部比美國更加需要我，我想讓渴望和平的孩子，從我身上看見希望和復原。

回首過去，我從沒想過由童兵成為難民，再被送到美國之後，人生竟然仍能經歷美事。這是一趟漫長的旅程，但我總算找到歸家的路。在艱難之中，仍然可以發生美事。我們需要的只是世界願意給予關注，並以行動回應。